秦晖：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1

作者：秦晖  

  ◎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即“权界要划清，不能群己不分；己域要自由，不能让所谓公共权力乱干涉，群域要民主，不能任个人或未经公众委托的少数人专断；基本的群域或己域已有共识；达不成共识的模糊区域让公众定期重新划分”。

　　◎儒家“家内靠亲情，国内靠革命”的传统，在熟人社会(小共同体)，还可以做到权责对应，在陌生人社会(大共同体)，虽然也反对绝对君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对法家化了的官僚制帝国很难起到作用。

　　◎中国的启蒙运动虽然把个人从自己身边熟人(家庭、家族的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但随即又让个人落入不受制约的整体主义控制之下，以至于导致了以追求个性解放始，到极端地压抑个性终的“启蒙的悲剧”。

　　◎中国古代的儒家是小共同体本位的，它与整体主义有一种对峙。因此，对中国的启蒙而言，应该反思的是它的“反儒不反法”，甚至“以法反儒”，从而反掉了“儒表”却强化了“法里”。

　　一，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

　　刚才李强、杜维明和高全喜几位先生都提到对启蒙思想中几个重要概念的理解。杜先生提到启蒙，说启蒙弘扬的是个人主义，然后李强又说启蒙中还有集体主义这一支。其实我觉得，严格地说，启蒙提倡的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一个分界。

　　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

　　实际上，这一点中国人一开始接触启蒙的时候就已经理解得很透彻，就是严复讲的那个“群己权界”。而且这一点的确是启蒙运动孕育的两大主要思潮：自由主 义和社会主义（指社会民主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共同点。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社会主义者其实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几年前布伦德尔和格斯卓克就分析说， 现在我们所讲的左派（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者”），在伦理上恰恰是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但在经济上则讲集体主义。他们在伦理上往往持极端的个人自由立场， 从一般的婚姻自由发展到堕胎自由、同性恋权利、性解放等等，我们官方过去说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观念”，是否腐朽我不好说，但这都是西方典型的左派口号， 是右派强烈反对的啊。然而左派在经济上则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搞公共干预、福利国家。反过来，西方右边的一翼，有些人说是自由主义，有些人说是保守主义。不 管怎么叫吧，他们的主张很清楚，那就是经济上要搞个人主义、自由竞争而反对国家干预，伦理上则相反，他们主张社会、国家要干预个人，要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 任，对宗教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不允许什么个性自由在伦理方面泛滥。比如同性恋、堕胎、性解放这些自由，都是他们深恶痛绝的。最近小布什对麻州承认同性 婚姻的“婚姻平等法”就非常敌视，反应强烈。

　　所以我觉得，启蒙运动的这两支都各自在一个方面强调个人自由而在另一方面强调公共利益，并非一支只讲个人而另一支只讲集体。如果要在这方面谈启蒙，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突出了一个“群己权界”问题。

　　不分派别的重叠共识

　　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在启蒙运动当时，直到现在西方也还在争论。但重要的是，它使人们在很大一部分的群域，和很大一部分的己域方面，已经形成了“重叠共 识”，也就是不分左右派的“共同底线”。比如说在西方国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可能反对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是个人权利，这里不能讲多数决定，任何 统治者也都不能以所谓公意的名义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在伦理方面，如果说同性恋仍然引起争议的话，那么至少异性恋自由也是公认的，右派不会像高老太爷那样逼 你“为家族的利益”而嫁娶，左派也不会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为革命利益”搞“组织上包办婚姻”。就是在看上去似乎分歧最大的经济制度方面，虽然你可 以说左派喜欢“公有制”而右派喜欢“私有制”，但他们实际上都尊重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自由选择，即所谓“处置公产需要公众同意，处置私产需要私人同意”。 工党不会支持像强制拆迁这样的侵犯私产，保守党也不会赞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私有化。反过来说，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也都不会否认国家的立法属于公共领 域，公权力的授予和运作也是公共领域，不能个人或小集团“自由”决定。也就是：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共识。凡是个人权利领域的事就应 该有个人自由，而公共领域的事就要民主决定。不能颠倒过来，让个人把持群域，公权侵犯己域。

　　但是除了公认的群域和己域，以及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这些公认的规则外，人的行为中的确还有很多模糊领域很难绝对说是群域还是己域，应该公共民主决 定还是个人自由选择。于是就有了左右的争论。而且争论了两百几十年以后，还是分歧依然。但是群己权界又不能不划清楚，否则群己不分就会出乱子。

　　模糊区域每隔几年重新划分

　　于是便有这么个制度安排：对这部分模糊的领域，每隔几年让公众有机会重新选择。比如说所谓的两党制，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党和保守党了，让国民对这两党隔 几年重新选择一次，其实质无非就是每隔几年重新划一次群体权界。如果这几年经济上己域过大而伦理上群域太广，咱们就把个社会党选上去，让它把经济公益、社 会民主扩张一点，把伦理上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推进一点。过几年咱们又觉得经济上群域过分，伦理上自由太多，那就再调整一下，把保守党选上来，让它在经济 上扩张自由而伦理上强化责任。这些规则成为大家的共识。

　　今天在发达国家，左右派对群己权界怎么划仍然各执己见，但是他们都接受这些规则：“权界要划清，不能群己不分；己域要自由，不能让所谓公共权力乱干 涉，群域要民主，不能任个人或未经公众委托的少数人专断；基本的群域与己域有共识；而达不成共识的模糊区则定期让公众重新划定”。

　　王绍光先生的奇谈

　　上次在武夷山，王绍光说西方其实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保护私产，例如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如果税率高到80％，那不也跟共产差不多？他的意思是所以我们也 不必那么强调保护私产。我说你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在于这种选择在他们那里决不是一元的和一次性的。首先高税率作为公共事务不能由个人和小集团说了 算，而必须经由民主程序进行公共选择。其次如果公众选择了高税率，主张低税率的人仍有宣传的自由，下一回也许公众又选择零税率，那群己权界不就又移回来了 吗？所以，哪怕你是个主张税率100％的极端集体主义者，只要你这主张是供大家选择而非强迫大家，只要你承认别人可以宣传别的主张，只要你同意大家的选择 并非仅此一次，那么你仍然是启蒙精神的代表。但他说那不行，选来选去的还有没有个准了？我说那就完了，你在反启蒙了。如果这样，不管你主张100％税率还 是零税率，乃至中庸之道的50％税率，公众都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很难说，到底启蒙运动的主流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但是的确，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在制度安排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所谓“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模糊区让大家定期重划”的办法，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人能超得过。

　　儒家有什么高见吗？

　　现在有人把儒家描绘成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搞中庸之道的人，似乎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个人，而社会主义者又过分强调集体，儒家就不偏不倚两头兼顾。 我说这样的区别并不存在。西方并不缺少中左、中右乃至中中派，而儒家本身就是多元的，既有主张自由放任的（例如司马光），也有主张国家统制的（例如王安 石），所以问题还是在于这群己权界怎么划，谁来划，能否一次划死。儒家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吗？

　　当然没有也不要紧，西方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过去儒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发明了也不错。我们当然可以做新的制度设计，但这个制度设计恐怕也离不开上 面说的那个启蒙底线吧。如果我们真正要反思启蒙，那你就要提出有没有比这更好的做法。也就是说，是不是群己权界可以一锅粥的不加划分，是不是己域可以不要 自由，群域可以不要民主，或者说是不是群己之间的这个模糊领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处置方法，比如说立一个圣人，一劳永逸地就划出了一条线，以后绝对不能更 改。或者说，既然这条线模糊过，我们也就不划了，就在群己不分的状态下过日子。如果这样，好像我们都很难讲什么反思启蒙。

　　启蒙没有终点

　　但是的确启蒙运动没有彻底解决这问题，我们还是在“试错”，而且我想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这问题。所以这个启蒙过程，我想是永远处在一种自我反 思之中的。其实启蒙本身就是反思，先反思中世纪，再反思以后，这个过程大概永远也不会结束。所以启蒙的过程与反思启蒙的过程可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且 都没有终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经济人”。这个“经济人”的想法大概斯密的时候就有了，但是明确提出“经济人”这个概念的是穆勒。而穆勒讲得很清楚，他说我 们讲“经济人”从来都不认为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更不认为人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可行的制度不能不这样预设。实际上他讲的我认为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就是我 们中国人所讲的“先小人，后君子”。先小人后君子当然不是不相信有君子，更不是怂恿人们去做小人，而恰恰是要防止真君子受伪君子真小人之害，以便造就更多 的真君子。传教士要劝人向善，包括斯密和穆勒在内劝善的话他们并不少讲，斯密不是还写了《道德情操论》吗？但是劝善是一回事，制度安排是另一回事。在制度 安排上不能不“先小人”，不能不把人会自私这点预先考虑到。这就是所谓“预设”。我们“中国传统”中这种智慧一点不比西方少吧？不是说人就是自私的，更不 是说人应该自私。但是我们设计制度时不能先假定你是大公无私的。据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但毛讲过一句其实也很常识的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都这么说，你怎么可能以这“最难最难的”事为预设来安排基本制度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常识层面你没法否定这“先小人后君子”的预设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必须从底线考虑，不能把基本制度安排在人都是圣人，或者领导人是圣人的前提下。 尽管我们不仅希望领导人是圣人，也希望每个人都是圣人。这道理也是跨文化的，和东西方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的古人不知道“经济人”这个名词，但是他们从 不乏这种预设。中国传统中的防人之思防人之术堪称天下第一，只是专制时代统治者都只准他放火不准你点灯，他可以疑你防你但不准你疑他防他罢了。真正的大儒 也看透了这一点，明儒黄宗羲就斥责当时的统治者：“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为的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与穆勒讲的道理有什么不同？

　　二，要反思的是中国的启蒙

　　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清之际与清末民初人们对“被打败”的反应截然相反

　　话说回来，现在我们所谓的反思启蒙，与其说是反思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不如说实际上有个很具体的内容，就是反思近代史上发生在中国的启蒙运动，清末以来 的启蒙运动。因为的确这个启蒙，五四以来的启蒙，不管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压倒救亡”，总之是从启蒙中最激进的一支后来发展出共产党，接着陆续发 生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一连串事情。的确，当年最早的共产党人如“南陈北李”都是最主张西化的，而且严格地讲，也是最早提倡个性解放，推崇个人权利的，在这一 点上他们也最激进。所以要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集体主义也很难说，因为当时恰恰是在个性解放方面最激进的这些人引进了这个主义。

　　其实以前有人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清末人们觉得中国文化不行了？如果仅仅说是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蒙了，这不足以解释。因为你看明末整个大明帝国 都彻底败亡了，汉族知识分子也痛苦地为此反思，但这种反思只是反省明朝的统治为什么不行，从来没有怀疑孔孟之道，怀疑儒家文明有什么不行，更没有向满族人 学习。他们对自己文明的自信还是非常强，而且这反思就是要强调回归真道统。包括黄宗羲他们那些人，都要求回归古儒，甚至科举时代都不行，要回到察举时代。 就是说当时的反思具有一种“复古”的形式。

　　可以说，明清之际与清末民初人们对“被打败”的反应截然相反：南明覆灭后汉族士大夫在军事上对满族几乎完全服气了，即便像黄宗羲、顾炎武一类保持气节 不愿与满清合作的人也仅限于当隐士，对于起兵反满已完全绝望。但他们在“文化”上对满族的优越感几乎完好无损，根本谈不上服气。而清末虽然屡败于列强，国 人在军事上却并未服气，仍然持续追求振武强兵抗敌雪耻，但“文化”上的优越感则前所未有地低落，“国学”迅速趋于边缘化，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 一心学习外国，而像辜鸿铭这样宣传中华优越的“顽固派”，也是以外国出身英文比中文好为资本才能立足。为什么？

　　现在说清被打败了，但它那个被打败哪能跟明朝被打败相比啊？也就丢了一些藩国、一些边地嘛，中国主体部分还在清朝主权之下，与明朝的彻底灭亡差远了。 但就是在周边吃了那么几个败仗，就至于人们对两千年的道统都产生了破灭，转而向西方寻求真理？明朝彻底亡掉了，也没有让人失去对道统的信心，更没人转向满 族、向萨满教寻求真理嘛。

　　最令清末儒者感到震撼的……

　　所以说清末的西化潮只是因为西方打败了我们，那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当中国的那些儒者开眼去看西方的时候，最令他们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最令他们 震撼的，如果用传统语言来说，就是他们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当然这“仁义”不包括国际关系，那是强权政治，不用说是国人必须反抗的。但是他们国家对自 己的人民，就比大清仁慈，他们的社会关系，就比大清道德。这是很多带着儒家思想的人去观察西方的时候都有的感慨。比较之下他们猛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已经 “礼崩乐坏”了两千年。戊戌时代的儒者感到的礼崩乐坏并不是西学带来的礼崩乐坏，而勿宁说是“三代”之后、“暴秦”以来的礼崩乐坏。用谭嗣同的话说：“两 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两千年。

　　这痛感倒也不是晚清才有，明亡后黄宗羲那一代大儒也曾有类似痛感。其实真正的儒者（而不是拿儒术做敲门砖的官僚）历来是不满现实的，孔子说：“道不 行，乘槎浮于海”。朱熹说：“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不同的是，晚清的儒者找到了一个“仁义”的来源，那就是西方。用徐继畬的话说：“推举之 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他们并不真正明白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什么东西，但凭直感，从儒家的观点，就感到那是个比“我大清”更讲道理的礼 仪之邦。像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与曾国藩等人一样是个翰林出身的理学名儒，出国时已58岁，价值观已经定型，实际上他也看不了外国学术书，自由主义也好， 社会主义也好，他一概不看，但是他在那边待了几年，对西方社会发了很多观感与议论，看到那个法治社会“公理日伸”，基督教“劝人之善”，“乡绅”（即议 员）公议政事，国王尊以崇礼，于是大加赞赏，以为我们应当学习。但是郭嵩焘虽对英国印象很好，却并未批评儒家，他正是把英国看成儒者向往的“礼仪之邦” 的。

　　当驻奥公使遭遇工人运动

　　去年我在哈佛期间还看到一份清末驻奥公使杨晟写往国内的一封信，那封信很有趣。他当时遇到奥地利发生工潮，维也纳20多万工人示威YX“以争准举工党 为议绅”，就是要推举他们的议员，要争取工人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当时杨晟与徐继畬、郭嵩焘这些大儒一样把议员称为“乡绅”，因为按儒家思想，乡绅就是“从 道不从君”的士大夫，是代表“公论”而独立于君主的。当然在中国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儒的理论，董仲舒以后这种理论也不大讲了）上如此，并没有制度安排来保 证我们的乡绅会代表“公论”，倒是在西欧，我们的儒家看到了真正的“乡绅”。按这位公使大人的说法，奥国官方对这些工人“议绅”礼贤下士，“首相及两院首 领善言安慰”，而工人更是“知礼好义”，“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沿途工人礼貌整肃，一如平日”。公使大为感叹：“彼为下流社 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如此上下沟通“风纪纯美”之景与国内官贪民刁、官酷民暴、官逼民反、世风日下之景相比，怎不让这些儒者萌生改革之 心？

　　显然清末的这些士大夫，他们看到西方的感想跟明末士大夫看到满族人的感想完全是两回事。满族人尽管武力强大，类似“船坚炮利”吧，但是他们在满族那里 看不到“仁义道德”，而在西方看到了，并且很自然地产生向往（这并不妨碍他们爱国，并在国家利益方面抵抗西方侵略）。他们当时想的不是什么西儒对立、西儒 冲突，更不是什么西学导致礼崩乐坏，相反他们认为西人之所以富强是有道德根基的，并因而主张引进西学来排拒“大盗”与“乡愿”，消除礼崩乐坏以解救儒家。 这是当时一种很强的思潮，我称之为“引西救儒”，就是说西学可以把儒家从法家的压迫下解救出来。

　　“家内靠亲情，国内靠革命”

　　这种想法其实也非常合乎逻辑。本来在中国的“传统”中，古儒当初本以西周社会作为它的理想。而西周社会本来就是以小共同体本位为特征的族群“封建” （不是我们后来意识形态宣传的那种“地主佃农”构成的“封建主义”）体制，它那种“孝高于忠”的观念，“家高于国”的观念，“父重于君”的观念都很突出。 包括它所谓的“性善论”。其实这个所谓的“性善论”从常识层面来讲就是血缘共同体中的一种“亲情”，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与人为善、心存利他的呢？这很难说， 但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一个家内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就相应地形成一种权责对应的观念。就是刚才杜先生也提到的：在熟人共同体中权力与责任是对应的，上下 的义务是双向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权责对应不能只有这样一种观念，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保证这个对应。但是当时儒家不讨论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儒家取向于小 共同体本位，它本身就不赞成“个人主义”或“君国主义”。而只要共同体足够的小，比方说在亲近的熟人圈里，乃至在一个家庭里，一般来讲仅仅亲情就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在家内不需要选举父亲，也无需搞什么三权分立。一般来说，父权和父责是天然统一的，子女当然要尊重父亲，但是父亲一般都会护着子女，会尽养育之 责，而很少把子女当牛马当奴隶来虐待的。因为“虎毒不食子”嘛，天然的亲情在这里就起到了制约作用，使权责达到对应。

　　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共同体的范围扩大，如果人与人交往的半径进入到陌生人社会，那么这个权责对应，也就是说权力与责任的双向性，恐怕就不能只靠 亲情来维系了。“父父子子”好说，君君臣臣，谁来保证？儒家经常说君和父可以类比，臣和子可以类比。但是老实说，在先秦时代很多人就怀疑这一点，而且儒家 自己也讲过君不能等同于父。最近郭店出土的楚简儒书中就明确讲了，“君所以异于父者”，就是“朋友其择”嘛。父亲对我尽责，我有切身体会，但天高皇帝远， 皇上对我尽了什么责任？既然这个共同体放大以后，这个权责对应的维系就不能只靠亲情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权责对应呢，怎么样才能做到统治者的权力要 对被统治者负责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近代启蒙过程中西方解决了，那就是用宪政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宪政，就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安排：你的 权力是我授予你的，授予你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为我提供公共服务，承担“公仆”责任。你若不负责任，服务提供的不好，我就收回对你的授权。就用这个办法来解 决了权责对应的问题。


　　但是当时的儒家，说句调侃的话，当时的儒学设想的就是“家内靠亲情，国内靠革命”。就是在家内我们靠亲情（伦理、性善论）来维系“父父子子”的权责对 应，在家以外呢，我们就设想“君君臣臣”，号召君臣向父子学习，君要爱护臣，臣要尊敬君。但是，如果君不君的话怎么办呢？儒家说君臣“应当”如父子，但他 们心知事实未必如此。于是只能说：如果君不君，那就搞革命。那就是所谓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那就是“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 其君”。“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直到后来的“伐无道，诛暴秦”，乃至辕固生对汉景帝讲的那番“受命放杀”理论，等等那套东西，都是在用“革命” 来吓唬君主。我们先不说后来的“法家化之儒”不再敢这样讲了，就是他们仍然坚持，这种通过“革命”来推翻暴君（但无法保证“革命”后上台的就是贤君）的办 法也未必比借助宪政的制度安排来维持权责对应的社会成本更低吧。

(待续）